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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错误是，他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此外，他既没有参照专家们在因果关系问题上的证言，也没有将女矿工们的经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律师们认为，他还错误地适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低估了每位妇女应得到的赔偿额。
第三部分冰雪消融第十六章峰回路转（3）
在提交这份提纲几个星期之后，博勒听说了一则让人震惊的消息：麦克纳尔蒂因为在德卢斯市区的朱比利便利店偷了两盒Merit牌薄落烟（每盒一百支装）而被捕。麦克纳尔蒂为自己做无罪辩解，说自己买烟时只是忘记付款了，但便利店的员工却对警察说，一个星期前他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次他一进商店他们就一直盯着他。最后，鉴于麦克纳尔蒂在六个月的暂缓起诉期间没有再做出类似的行为，所以没有对他提起诉讼。但该事件使斯普伦格尔更加确信这个法官是不公正的。"我知道他行为古怪，"斯普伦格尔后来说，"但我不知道他居然这样奇怪。"洛伊斯非常兴奋地从报纸上将麦克纳尔蒂因偷窃而被捕的报道剪下来，并放进文件夹里；马茜·斯蒂尔则直接将剪报带到工作上，读这则消息时，所有女矿工们都不停摇头。
针对"斯普伦格尔＆兰"对麦克纳尔蒂报告的反对意见，凯尔安排于7月3日在德卢斯举行一次听证会。听证会之前，博勒在谢弗和斯普伦格尔的帮助下，几乎整日整夜的推敲辩词。3日早晨，在博勒驱车去德卢斯的路上，往事又都浮现在她脑海里--麦克纳尔蒂的听证会、听证会给她的客户带来的痛苦及不公平的一切。当她站在凯尔面前陈述时，她认为凯尔似乎更加赞成她的辩护。毕竟，"这是凯尔第一次认真对待这些证据"，博勒说，"他非常勇敢，并制定了新法。""莫斯＆巴尼特"的律师们显然不熟悉案情，这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他们论辩说，应该承认特别法官麦克纳尔蒂的报告的法律效力，因为他为之付出了如此多辛劳。听到这，博勒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工作很努力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听证会行将结束时，凯尔宣布他将听取更多建议后再做裁决，律师们必须再一次的等待。
1996年10月27日，《华盛顿邮报》分上下两篇刊登了格里姆斯利写的关于洛伊斯的故事。上篇题为"恶意的工作场所：走进埃弗莱斯矿性骚扰的深渊"，刊在该报第一版上，旁边还附有帕特·科斯马施的照片。格里姆斯利说这个先例为其他性骚扰集团诉讼，包括由三菱数百名汽车工人提起的、至今尚未结案的集团诉讼案，提供了法律框架。下篇题为"法庭上，女矿工们再次感到被骚扰"，刊于该报10月28日第一版上，旁边附着洛伊斯的照片。这个故事详细描述了妇女们在诉讼过程中的经历，并说尽管"《联邦qiáng • jiān保护法》禁止在法庭上公开性侵犯的受害者的隐私……它并没有保护性骚扰的受害者在请求损害赔偿时不受伤害。"其他报纸--矿山当地的报纸、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报纸--都没有对洛伊斯案做如此详细的报导，也没有其他文章使该案件产生如此巨大的法律影响。
几个星期后，格里姆斯利和《邮报》的另一位记者弗兰克·斯沃博达，一起写了一篇关于性骚扰立法发展的文章。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反歧视立法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文章写到，洛伊斯案和其他案件的出现使公司和各州立法机构开始认真对待性骚扰问题。"至少已经有十四个州就性骚扰问题进行了立法"，其中，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部要求所有雇主都必须就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提供培训的法律；此外，夏威夷还有一部法案正处于审议阶段，它将保护性骚扰的受害者"免受对过分关涉她们私生活的调查"。《邮报》的这篇文章旁边还刊登了一张照片，这是曾贴在埃弗莱斯矿布告栏上的备忘录："这个地方的性骚扰不会被报告，而是会被定级。"
麦克纳尔蒂的裁决下来之后，"她们都怨恨我。"洛伊斯说。但自从她们的故事被刊登在这份全国性的报纸的头版之后，一切都变了。"每个人变得都很和善，这使这我很不习惯，"对洛伊斯来说，在她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突然有人用文字表示了对她的理解实在是很意外。"当我感觉自己是世界的渣子时"，《华盛顿邮报》却"说我们是英雄。"
11月中旬，即《邮报》的文章发表刚刚两个星期时，凯尔做出了裁决。让博勒沮丧的是，除了一个方面--凯尔不同意麦克纳尔蒂认为黛安·霍奇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认为她应得到共计七千美元的赔偿--之外，凯尔法官几乎全部支持了麦克纳尔蒂的报告和建议。回想过去，斯普伦格尔认为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本案中，麦克纳尔蒂是由凯尔法官亲自任命的，他或许会觉得自己有义务支持他的观点。博勒认为，凯尔的目的是让上诉法院清理这一切混乱，她也因此对凯尔非常不满。
这次，洛伊斯是先从律师那里知道了法官裁决的内容。"博勒对此反感至极，"一位打电话给洛伊斯告诉她裁决内容的律师助手说，"他们正在准备上诉。"
现在，"斯普伦格尔＆兰"只能将案子上诉到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如果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仍然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裁判，他们则可以继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由于最高法院每年只选取为数不多的案件审理，律师们不能保证这个案件会被他们选中，所以，综合各个方面的考虑，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是保护"斯普伦格尔＆兰"及其客户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斯普伦格尔＆兰"需要一份精彩的上诉状，简·兰决定请一位专家，同时也是她的老朋友，丹·埃德尔曼帮忙。
审判解决的是事实问题，但上诉解决的是法律问题，写上诉状被认为是法律职业中要求的智力含量最高的工作。它要求律师能发现审判法院判决中的错误，并要论证这些错误非常严重，因此要予以撤销。那些专职于上诉的律师们以前通常都是法律评论的编辑、最高法院的职员，或者是享有极高声誉的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会员。但上诉状写得最好的律师--如曾任最高法院职员的埃德尔曼--知道如何能更有感情的陈述案件，所用的叙述和法律词汇都更有力量。
埃德尔曼同意帮忙。他一看到麦克纳尔蒂的报告，就对"斯普伦格尔＆兰"的律师们说，麦克纳尔蒂犯了两个必须予以纠正的错误：法官判决妇女们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拒绝采纳专家就这个问题的任何证言。"这是上诉的核心，"埃德尔曼说，"麦克纳尔蒂同意被告采纳这种卑鄙的焦土方式＊的前提就是被告有义务证明，妇女们遭受的精神痛苦或伤害并非由工作环境引起的，他在报告中却说妇女们有义务证明哪些症状是由工作环境引起的，哪些症状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
1997年3月10日，律师们在提交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上诉状后，又马上为口头辩论做准备。根据法院日程安排，辩论将于1977年10月21日举行。斯普伦格尔看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三位法官的名字时，他非常高兴，心想："棒极了！"唐纳德·莱现为该巡回区的首席法官，不久他就会得到更高的职位。由林登·约翰逊任命的莱，宽容且受人尊敬，以智慧著称，他曾为另一个性骚扰案件写过一份坚决支持原告的司法意见。西奥多·麦克米伦法官和弗洛伊德·吉布森法官也都是由民主党人任命的。这三位法官都"来自于民主党的古老学校，都非常注重公民权利，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公民权利问题，"博勒说，"许多较年轻的上诉法院法官把公民权利案件看得都不那么重要。他们是老卫士，能由他们来审理案件，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从法院的日程表中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辩论没有被安排在联邦法院，而是安排在位于圣保罗的威廉·米切尔法律学院，莱法官是那里的兼职教授。莱在任首席法官期间，偶尔会把辩论安排在威廉·米切尔，以给法学院的学生们一个观摩的机会，斯普伦格尔认为这一做法很有意义。"尽管当时莱已不再任首席法官，他的话仍然很有分量，并与新任首席法官保持密切的关系。我猜他可能说过'我想审理这个案子，我想把辩论安排在威廉·米切尔，我想据此进行案例教学。'而这都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但是谁将参加辩论？许多出庭律师在其整个律师生涯中都不会在上诉法院进行口头辩论。当律师走进法庭时，他或她面对的是三位著名的法官，他们已预先读过上诉状，并已准备好许多问题以测试双方辩论的力度。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面前进行口头辩论的律师必须反应敏捷，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仍能保持冷静且言之有物。
埃德尔曼曾在上诉法院进行过无数次辩论，但他不太了解案情和案件的历史。斯普伦格尔从来都把自己定位为出庭律师，他从未考虑过亲自进行辩论。他认为妻子可以做这份工作，兰有丰富的上诉经验，而且上诉状也是她和埃德尔曼共同起草的。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商讨之后，兰和斯普伦格尔一致决定应该由琼·博勒做这份工作。尽管博勒的上诉经验不如兰丰富，她却对麦克纳尔蒂的报告却更加熟悉。如果法官问到一些背景问题--某事何时何地发生于谁身上--博勒是回答问题的最合适的人选。"我们知道这些法官不会像其他法官那样把像博勒这样比较年轻的律师置于尴尬的地位，他们不会耍任何花招，"斯普伦格尔后来说，"博勒应该得到这个机会，在麦克纳尔蒂开庭的日子里，她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博勒立刻为之做准备。她仔细研究了听证会记录、调查记录和每份请求书及上诉状的内容，并认真研读了法律。在谢弗和斯普伦格尔的帮助下，博勒把所有可能问到的问题都提炼出来。
在她为辩护做准备时，她听说麦克纳尔蒂去世了。这位七十五岁的法官在一次出去钓鱼时被病毒感染。德卢斯一家法律评论报道说麦克纳尔蒂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位全身心的热爱法律的公正的法官"。
辩护进行前十天，即10月11日，博勒就飞往华盛顿接受简·兰和丹·埃德尔曼的指点，他们就在兰的办公室会面，这是一间律师们非常职业化的办公室，从这里能俯瞰"杜邦环岛"。"我们就像是一些将军,正在准备最后的战斗，准备反击，"兰说。博勒站起来，做了一次没有感情、学究味的演讲，兰听完后，叹了一口气：演讲太生硬、太智慧、太关注法律问题、太具有明尼苏达式的优雅了。
"博勒，"兰说，"你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让陪审团知道这个案子是多么不公平，让你的感情流露出来！"
第三部分冰雪消融第十六章峰回路转（4）
博勒曾对丈夫说她将在华盛顿呆一晚上，事实上，她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一直在准备开庭陈述。律所请了一位演讲教练帮助博勒，但思维具有中西部特色的博勒刚开始却怀疑他是否发挥什么作用，但让她惊讶的是，教练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们逐字逐句的推敲，使它最后成为一个口头辩护词，"博勒说。当她离开华盛顿到明尼阿波利斯时，她至少已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显著增强了她的自信心，教练已让她知道，她的情感和信念会如何增进她的经验和智慧。现在，她认为自己准备好了。
10月20日，也就是辩论前的一天，仍然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米歇尔·麦思茨驱车向北到吉尔伯特接洛伊斯一起去参加听证。那时，洛伊斯病得很厉害，无法自己驾车。她家里堆满了文件箱、一堆堆的法律文件以及未完成的剪报。米歇尔只得很小心地绕过在这堆杂乱的东西，找了个位置坐下。
两年里，洛伊斯的精神状况并未有什么好转。1997年初，洛伊斯以及她的医生，兰德尔·拉考斯基和克莱尔·贝尔，就已经发现她所用的过量的抗抑郁药和镇静剂本身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拉考斯基开始逐渐让洛伊斯停用氯硝西泮、去甲替林和安非他酮。但每次调整用药都会使洛伊斯有一些不适，她得了甲状腺机能衰退，体重超重三十磅。
但洛伊斯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米歇尔。九月份时，洛伊斯案Ⅱ使洛伊斯和凯西分别得到三万两千五百美元的赔偿。这个附带提起的诉讼审理了一个夏天，她们诉称，她们提起首次诉讼后，公司没有采取措施保护她们免遭报复。洛伊斯案Ⅱ将斯坦·丹尼尔斯散发的有关案件的谣言、他对洛伊斯和凯西的恶意和他鼓励大家不理睬这两位妇女等都囊括在内。麦克纳尔蒂的裁决做出之后，博勒马上提起了洛伊斯案Ⅱ，希望此案能对两位首席原告多少有一些安慰。这三万两千五百美元--其中，九千五百四十二美元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