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二章 搞事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皇帝发疯，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不劝不行了！

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

大象年间，天元皇帝宇文赟施政昏庸残暴，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赟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

宇文温明白，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中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复杂，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面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