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如果，即便这件事不发生，也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整个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牵强地解释任何现象。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预言者约拿造成了美洲的奴隶制。如果他不说教，尼尼微（注：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当时影响极大且极其兴盛，尤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西拿基立和阿叔巴尼帕统治时期）的人民就不会后悔。如果尼尼微的人民不后悔，它就不会被人攻破。有谁能说清结果会怎样呢？整个帝国的发展史改变了，美国也许到现在仍是森林一片，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开发。”

菲利莫尔先生在他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中说写现代史太难了，而我们又没有希罗多德（注：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波斯战争，是最早的叙述体史书），没有修昔底德，没有李维（注：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组成，现存仅三十五卷），也没有塔西佗（注：古罗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公元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96年）这期间的史实）。他说如果这些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如果他们很熟悉印度，如果他们很熟悉美国，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

在威泰克的《为苏格兰女王玛丽辩护》中，这位奇怪的作者参透了我这本书的精神实质。伊丽莎白女王临死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特意让她的儿子待在伦敦，还有两匹快马随时恭候，以便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死讯尽快通知给被关押的玛丽女王。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否则现在的情况将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玛丽就从囚徒变成女王了，所有人都会为她在狱中的明智之举而鼓掌赞叹的。她可以在图特玻璃、在谢菲尔德、在凯特沃斯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反抗她那位独裁的表姐（注：这里指伊丽莎白女王）。人能轻易地改变历史，历史也能套上成功的光环，尽享繁荣富裕。

“如果玛丽女王能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米尔先生说，“英国的改革也许就失败了”。相信人类思想应该平稳发展的人们不愿意新思想传播得这么快，国家历史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或早或晚地死去而改变。如果玛丽女王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的话，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摩门教（注：一种宗教流派，信奉一夫多妻主义）还是康德思想。

军事作家对汉尼拔（注：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至216年率大约三万五千人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公元前202年扎马战役中被击败）驻足不前到底有多少被迫的成分怀有疑问。这个疑问也许只有从庞培城（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建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早期，直到公元前80年，它一直是古罗马的殖民地，因有许多著名的别墅、庙宇、剧院和浴池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度假胜地。公元79年，庞培在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中被摧毁。1748年，它难以置信地得以完好保存的废墟被重新发现，而后被大量地挖掘）挖出更多的文字宝藏之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的那种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汉尼拔在加纳之战后如果迅速向罗马挺进；如果纳瓦拉（注：欧洲西南部的王国，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上）的亨利在伊芙利战后能立刻进攻巴黎；如果斯图亚特王朝的查尔斯王能在攻占德比（注：英国中部的都市）后立刻向伦敦进攻，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许就会改变。

如果没有宗教指引，历史和科学都将无比沉闷，毫无知性可言。从广义上来看，历史研究有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沉闷，它就像预言家的苦涩记录一样，悲伤、痛苦、难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快乐的，因为历史记载多是悲剧和罪行。历史书上满是同样单调无聊的事件：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缔结了一条又一条的条约。历史是尼尼微纪念碑故事的延续，无数的囚犯一队一队被放逐；历史是新版的福达（注：福达在棕榈树下被罢黜）故事。新版金属硬币上刻画了拱门的样子，流露出悲伤、痛苦、哀伤。如果发生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历史不断地累积，历史车轮向前翻滚，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时间越长久，目的越明确。上帝引导人类走过复杂的命运。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之前就详细阐述了相关理论。华莱士原来信仰是上帝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指引人类按照确定的方向，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正如人类指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一样”。一切对自然界适用的东西对历史同样适用。由帕斯卡尔提出、坦普尔主教阐述的教育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世界是不断进步的整体，每一辈人都在前辈创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命像落入泥土的雨点，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世上未完成的意愿也将实现，人性破碎的大旗曾经无精打采地低垂，现在又在快乐的彼岸竖起。

世界大战也和历史上其他事件具有相似性。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狠打！”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有了卡诺，”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攻下要塞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短时计算。卡诺却认为只要城池坚固，守方与攻方相比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他对军事最大的贡献是将土质工事改为石质工事。卡诺无与伦比的数学才华助他成为军事天才。与之相比，盟军顽固不化地沿用陈旧的“位置理论”。法国人遏制了敌人入侵的潮水，开始反攻。由于法军坚固的工事阻止了盟军的进攻，盟军选择了围攻，但这却使法军有时间完成它巨大的军事工事。法军的军事工事举世闻名，凭借超级军事工事，它曾差点儿实现全球最大帝国的梦想。查尔斯大公爵说法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于周围的一连串要塞，这样它就可以以敌军同样的威力抵挡敌军的入侵，同时为入侵他国提供坚实的基地。德军防御系统的最大弱点就是莱茵河西岸没有这样的防御工事。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德军组织了有效的防御，穿越了由一连串要塞组成的法国帝国防线，并将要塞据为己有。

1814年入侵法国比1794年至1795年的规模要大得多，但二者有很多历史相似之处。法国因为远征俄罗斯而弹尽人亡，德累斯顿（注：德国中东部城市，位于莱比锡东南偏东河畔）是拿破仑的最后一场胜仗。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一役无情地摧毁了他常胜不败的神话。那时的德国摆脱了专制统治，百废待兴，复苏崛起；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那时政治力量比现在反对法国帝国和王朝的政治力量还具有破坏力。拿破仑一世意气风发地将巴黎和它令人烦恼的阴郁抛在一边，又一次和士兵冲锋陷阵。盟军尽管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仍然不愿意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甚至惠灵顿公爵都认为有一个拿破仑就顶由四万人组成的一个军的兵力。巴黎那时还没有席尔〔注：路易斯·阿道尔夫，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是拿破仑三世下台后建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871年至1873年）〕先生后来用来反围攻的要塞。当时只有关卡，拿破仑命令用木栅加固，用大炮防御。1814年1月25日，拿破仑到了沙龙，抵御入侵的潮水。他的将军希望有大批卫戍部队保护他，但他冷冷地拒绝了，并说他的计划是如此大胆、如此深刻，足以让士兵鼓起勇气奋力作战。他打的那场仗充满了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和智慧，但胜败已成定局，他不可能扭转败局。盟军大量训练有素的军队最终打败了他。盟军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攻打他，还有大量的后备役，总数达到一百万之多。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支撑，盟军是断然不会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的。尽管布鲁切一战拿破仑被击败，兵力损失不小，但他仍然相信他是天命神授，永远不会打败，甚至交给考兰古和谈全权委托书后又从他的手里抽了回来。他还想着就像当年在意大利平原上一样，在香槟平原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为了求得巴黎政治局势的稳定，他又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有他在，巴黎固若金汤。他撒谎的本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第二天早上的《先生》报上发表评论，把事实夸大了五倍。布鲁切赢了洛蒂艾尔一役的胜利，这个粗鲁的普鲁士人立刻急切地用战刀打开了香槟酒的瓶塞，和所有的人痛饮，并预祝“到巴黎再干”！拿破仑不得不向内地撤退，计划把兵力集中起来。他率领士兵急行军，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士气将一个军一个军的入侵者击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赢得了蒙特米瑞尔、南基斯和蒙特路的胜利。他后来高兴地说：“别害怕，朋友们，任何人造的子弹都杀不死我。”布鲁切发现有拿破仑在，想靠近巴黎很难。盟军甚至提出停战，准备接受考兰古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和谈条件。但拿破仑具有将才却没有帅才，他没能看出他的胜利和皮洛士国王（注：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306年至302年以及公元前297年至272年，不顾自身全军覆没的损失，打败了罗马军队）的胜利是一样的。皮洛士曾感叹：“再打赢一场，我就不能完蛋！”他的胜利不能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拿破仑率领的是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欧洲部队，根本无法创造奇迹。他将武器、军旗和成千上万的战俘送往巴黎也是徒劳的，失败终将来临。

席尔和艾莉森的流行著作中以及为军校学生编写的书中都仔细研究过那场伟大战役。读着这些书，我一点一点地想起近期的战争。我从东北部和东部向法国盆地走，巴黎就在盆地的中心地带，马恩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五百二十三公里，大致呈弧形向西北方向流，注入巴黎附近的塞纳河）和塞纳河（注：法国北部的一条河，流程约七百七十二公里，大致向西北注入塞纳湾，哈佛附近的英吉利海峡的入口）流经盆地，形成一个犄角，在巴黎交汇。在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是奥布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二百二十五公里，注入特鲁瓦西北偏北处的塞纳河）。就在这几条河之间，拿破仑实现了他作为战略家和军事家的天才。盟军认为从孚日山脉（注：法国东北部一个山脉，延伸约一百九十三公里，与莱茵河平行。山区有圆形或几乎平顶的山峰）到巴黎是战争最艰难的一段。拿破仑打赢了几场仗，好几次他都可以达成条件优厚的和平协议，但他被过高的希望迷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失败了，同时感受到巴黎动荡不安，波旁王朝（注：法国王室家族从路易一世开始）复辟势力又蠢蠢欲动。成功抛弃了他，本来可以撤退到拉昂就行，但现在却不得不撤退到巴黎附近。撤退时，他重新控制了兰斯（注：法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东北偏东）。这是他最后一个城市，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回顾战争。他现在感到将大批军队放到前线要塞是巨大的错误，他现在需要大批部队防卫帝国的心脏。没有任何战役比阿希思奥布战役更壮观了。两万法军在一天之内抵御了九万俄军和奥地利军。这也是拿破仑身先士卒打的最后一仗。他需要更多的士兵。他决定从奥布河沿梅斯方向向马恩河进发，期望能和梅斯、卢森堡、提永维尔、福丹以及斯特拉斯堡的卫戍部队会合。他还往回走到圣·迪采尔，停了下来。普佐·德·博顾说服亚历山大皇帝即便拿破仑有可能在背后用十万兵力袭击他，他也应该向巴黎挺进。亚历山大估计向巴黎进军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拿破仑向前线进发，不过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自己弄得像瓮中之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