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专此布达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与他此后写给我的挺傲慢的信相比，实在是太客气了，但对此大家可不必惊奇。他以为我在黎塞留大人面前甚为得宠，而大家都知道他老于世故，所以在不知道一个初出茅庐者有多大影响之前，他不得不表示极大的尊重。

我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首肯，又不必顾忌一心要贬损我的拉摩，便开始干了起来，两个月的工夫，便交差了。歌词方面，倒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尽量不让人感觉出风格上的迥异，并自信做到了这一点。音乐上的活计就更长更难了。除了得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而外，我负责的全部宣叙调难度极大，一些合奏曲和合唱曲调子大不相同，必须用少量的诗句和快速转调把它们串起来，因为我不愿对任何曲子进行改动或移调，免得拉摩指斥我歪曲了他的曲子。这支宣叙调我写得很成功，它抑扬顿挫，雄浑有力，特别是极其灵活自如。一想到人家肯让我与两位高手配合，我便才气洋溢。我可以说，在这件公众甚至都不知晓的无名无利的差使中，我差不多始终与我的两位高手不相上下。

剧本照我修改的样子拿到大歌剧院里排练了。三个作者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摩没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非常凄惨。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必须给它配上相应的音乐。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横加指责，尖刻地责怪我写的是一首哀乐。黎塞留先生开始还公正地说要了解一下这段独白的词儿是谁写的。我把他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之手。“这么说来，”他说，“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排练过程中，凡是我改写的地方全都一个个地遭到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抨击，但受到黎塞留先生的赞同。然而，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所以我被告知，我改的本子有多处需要推倒重来，而且必须征求拉摩先生的意见。我非但未能受到我所期待的，而且确实应该享有的赞扬，反倒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十分恼火，伤心至极地回到家里。我因疲劳过度、忧愁伤悲而病倒了，六个星期未能出门。

拉摩负责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加以修改。他派人来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以代替我刚刚写的那一个。幸好，我觉出他想偷梁换柱，没有给他。由于演出只剩五六天时间了，他来不及另写，只好保留我写的序曲。该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很新颖的风格，便颇受赞赏。我从我的亲戚和朋友米萨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那儿得知，乐迷们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而且听众都没有辨出哪是我的，哪是拉摩的。但拉摩竟与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方设法让大家不知道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剧情介绍上，作者的名字总要写上的，但那上面只有伏尔泰的名字，而拉摩宁可自己的名字没有署上，也不想看到我的名字同他的名字在一起。

我病稍好，能够出门时，就想立即去黎塞留先生那儿。但已经晚了。他刚动身去了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工作。他回来时，我又自甘懒惰，心想再找他也晚了。自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也就失去了我的作品应给我带来的荣誉，以及应带给我的酬劳。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生病所花的钱，全都自己承受了，没有赚到一个子儿，或者说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但我始终觉得，黎塞留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对我的才气是很赏识的，但我的命运不好，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善良意愿未能产生作用。

我竭力讨好并且还常常向她献媚的这个女人竟如此地恨我，我真无法理解。戈弗古尔先生向我道出了个中原委。他对我说：“首先，她同拉摩相交甚得，是他名正言顺的吹捧者，容不得有人与他相争。再者，您生下来就带上一个罪过，使她对您憎恨不已，永远不会饶恕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说到这儿，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甫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又恨您，而且她既凶狠又刁钻，您在这家人家永远甭想捞到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我当时处境艰难，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为丧父痛不欲生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之下，这难题果然让他给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讲此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颤抖，心里感到羞惭。我鄙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沉，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乐不可支，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使自己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不胜枚举，但我时间紧迫，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苦况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痛智衰。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同这帮浑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恶心，特别是我百般努力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我下面要谈谈这个情况。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绝无仅有的无意钱财的人，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利益均沾了。于是乎，姐妹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痴如醉，所以，我才不当这个傻瓜哩。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模像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由她母亲，而且，我也补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瑟尔太太最小的女儿，是唯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唯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偷抢。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温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境况之下，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脱身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我于是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欣喜若狂。但也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唯一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家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相处不睦，老死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好多人，有好几段赢得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二话没说便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得以排演的，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享有点名声，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周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我头两年只拿到bā • jiǔ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挺高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几乎每晚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活法，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造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是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个胖和尚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意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象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难的办法，那我可就惨透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阿尔蒂纳在巴黎逗留期间，我和他不去饭馆吃饭，通常是去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正对面的拉赛尔太太家包伙。她是一个裁缝的老婆。伙食很不好，但是因为包伙的人都是些可靠的正派人，所以仍然很受欢迎。她不接生客，来包伙的必须由一位已包伙的人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声色犬马之徒，但彬彬有礼，才气横溢，就是爱说淫词荡语。他就住在她家，还招来一批疯癫痴狂、风流倜傥的近卫队和火枪队的年轻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所有姑娘的保护人，天天都把那个藏污纳垢之所的所有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退役中校、善良敦厚的老者普莱西斯先生和火枪队军官昂斯莱稍稍能镇住这帮年轻军官。包伙的还有一些商人、钱庄老板、粮店店主，但都是些很有礼貌、规规矩矩、一看便知是各自那一行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了。总之，在那儿见到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体面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我在那儿从未见过，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把这种人介绍到这儿来。包伙的人数众多，一个个活泼开心，但并不喧哗吵闹，说笑逗乐却不粗俗下流。那位老骑士，尽管讲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都是床笫间的事，但讲起来从不失旧宫廷的儒雅，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极其有趣，即使女士们听了也不觉得刺耳。他的方式给全桌的人定了调子，所有那些年轻人在述说各自的艳遇时也是既放荡不羁又妙趣横生。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因为迪夏太太的店铺离拉赛尔太太家不远，都在必经的那条小路上。迪夏太太是有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不少漂亮姑娘，我们那帮先生饭前饭后都要去同她们聊聊。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乐乐的，只要跟着他们一道去就是了，但我从来也没这个胆儿。至于拉赛尔太太，阿尔蒂纳走了之后，我依然经常去她家吃饭。我在她家听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逸闻趣事，也渐渐地学会了——谢天谢地，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处世箴言。遭人算计的正派人、戴绿帽子的男人、被诱惑的女人、偷偷地生孩子，都是那儿最常见的主题，而最能替孤儿院添人进口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受到了感染，便按照我所看到的一些很可爱而且实际上也是很正派的人中盛行的那种思维定式造就我的想法。我寻思：“既然当地风俗如此，那便入乡随俗好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出路。于是，我横下了心，高高兴兴地，义无反顾地这么干了，唯一要克服的是泰蕾兹的顾忌。我说破了嘴皮子，她也不肯接受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母亲更怕有了孩子更添乱，也替我帮腔，泰蕾兹总算屈服了。我们找了一个谨慎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斯塔什街顶头，把这事托付给了她。到日子了，泰蕾兹便由她母亲陪着去古安小姐家分娩去了。我去那儿看了她好几次，并给她带去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卡片，一式两份，是我自己做的。一张放在孩子的襁褓中，按照常规，由接生婆送到孤儿院去。第二年，又出了同样的麻烦，又如法炮制，但姓名起首字母图案卡片忘弄了。我依然未多加考虑，她母亲依然不予赞同，泰蕾兹啜泣叹息着服从了。人们将不断看到这种不幸行为在我的思维方法上以及命运里所产生的所有沧桑变故。至于眼下，我们还是先说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惨痛难耐又始料不及，将迫使我不断地回过头来谈及这一问题。

我在此要着重介绍我初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形，她的名字将经常在这部回忆录中出现。她原叫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嫁给包税吏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之子埃皮奈先生不久。她丈夫同弗朗格耶先生一样，也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仨亲密无间。弗朗格耶先生把我引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同他一起在她家吃过几次晚饭。埃皮奈夫人和蔼可亲，聪明机智，颇有才气。同她相识肯定是件好事。但她有一位女友，名叫埃特小姐，名声不好，在同瓦罗利骑士同居，此人名声同样欠佳。我认为同这两人交往有损于埃皮奈夫人。埃皮奈夫人虽生性苛求他人，但大自然赋予了她一些卓绝的长处，使她能够处理好关系或弥补偏差。弗朗格耶先生对我很好，所以她也对我较好。他还坦白地对我说，他与她有染，因此，要不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都已知晓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这事的。弗朗格耶先生甚至把有关这位夫人的极其离奇的隐私都告诉了我，而埃皮奈夫人则从未对我说起过，而且她根本没想到我已知情，因为我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者任何人提起的。他们双方对我的这种信任使我的处境十分尴尬，特别是在弗朗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了解我的为人，不会不信任我，尽管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我百般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肯定没有回报她对他的爱。我分别地倾听这三个人的倾诉，对他们的秘密绝对滴水不漏，他们仨中任何一个都套不出我对其他二人的话来，而且我对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不隐瞒我同其对手的友谊。弗朗格耶夫人想利用我来替她做许多事，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曾想让我替她捎封信给弗朗格耶，不仅同样遭到我的严词拒绝，而且我还很明确地告诉她，要是她想一劳永逸地把我撵出她家，她只要再次向我提出同样的请求就行了。必须替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的态度非但没有让她生气，她还把这件事跟弗朗格耶说了，把我夸奖了一通，而且对我仍一如既往。就这样，我必须在这一触即发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因为我可以说是对他们都既有所依赖又都怀有感情，我一直温柔体贴、殷勤可人，但却是正直而且坚定地为人处世，所以自始至终都赢得他们对我的友谊、尊重和信赖。尽管我又蠢又笨，但埃皮奈夫人还是硬要拉我去舍弗莱玩。那是靠近圣德尼的一座城堡，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府第。城堡内有一剧场，经常演戏。他们要我出演一个角色，我一连背了六个月的台词，但演出时还是要从头到尾地给我提词儿。在这之后，就再没人让我演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的同时，也就结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就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正是她结婚前夕，她以她那天生迷人的亲切态度同我聊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和蔼可亲，但万万未曾想到这个年轻女子有一天竟会主宰我的命运，而且，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把我拖下我今天身处的无底深渊。

尽管自我从威尼斯回来之后，没有提起过狄德罗，也没有谈起过我的朋友罗甘，其实我并没有疏远他俩，而且，我同狄德罗的交情还特别地日益深厚。我有泰蕾兹，他有纳奈特，这使我俩之间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泰蕾兹虽然容貌同他的纳奈特一样姣好，但脾气随和，性格可爱，生就是配一个正直男人的女人。可他的那位，是个蛮横无理的泼妇，让人一看便知是个没有家教的女人。但他正式娶了她。如果是他事先答应的，这样做非常对。可我却没有作过丝毫这样的许诺，所以不急于效仿他。

我同孔狄亚克神甫也早已相交甚密。他同我一样，在文学方面，当时也一文不名，但他生就是成为今日这样的人的材料。我也许是第一个看出他的才气、知道他会有所作为的人。他好像也很高兴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的让·圣德尼街关起门来写我的《赫西奥德》那一幕时，他有时来同我一起吃午饭，饭费自理。他当时正在撰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当他写完的时候，却在为找到一位肯出此书的书商而犯愁。巴黎的书商对任何初出道者都很傲慢而挑剔，而且形而上学在当时还很不走俏，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我同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及其著作，介绍他俩认识了。他俩生就气味相投，所以相见恨晚。狄德罗请书商迪朗接过神甫的手稿，因此，这位大玄学家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而且几乎是自天而降地得到一百埃居。没有我，他也许就得不到这笔钱。由于我们相互间住的地段离得太远，我们仨便每周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去花篮旅店吃午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狄德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对自己的所有约会几乎都是约而不到的，可对我们的小聚餐却从未缺过一次。聚会中，我拟订了一个出个期刊的计划，刊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轮流负责。我编出了第一期的草稿，从而使我结识了达朗贝尔，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过这事。由于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这计划便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动手编纂《百科词典》。原先，这大概只不过是钱伯斯（）1的东西的一种译本，与狄德罗刚刚译完的詹姆士（）2的《医学词典》相差无几。狄德罗想拉我搞点《百科词典》，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同意了，但他像对其他所有编者一样，只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便匆忙地写完了，但写得很糟，不过，我可是唯一按期交稿的人。我把草稿交给他。我的草稿是我让弗朗格耶先生的一个仆人先誊清了的。这个仆人名叫杜邦，字写得很好，我自掏腰包给了他十个埃居。这钱从没人补还给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答应过我，将来是要补还的，可他后来一直没提，我也没再向他开口。

《百科词典》这项工作因他的入狱而中断了，《哲学思想录》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后来不了了之了。但《论盲人书简》则不然。该书除了几处涉及私人的地方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偏偏那几处地方惹恼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先生，他因此而被投入樊尚监狱。朋友的不幸使我焦急不堪，难以言表。我那令人沮丧的想象力总是把坏事越想越糟，这一次可更加使我着慌了。我以为他要在那儿关一辈子。我差点儿要急出精神病来。我给蓬巴杜尔夫人（）1写信，恳求她设法放了他，或者设法把我同他一起关起来。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信写得太欠考虑，所以未能奏效，而且我也不敢沾沾自喜，以为因自己那封信的缘故，狄德罗随后在狱中的日子好过多了。不过，如果他在狱中仍旧受到虐待的话，我想我是会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下绝望地死去的。此外，我的信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我也并没到处去吹嘘这事，我只不过跟极少的几个人谈起过它，却从未跟狄德罗本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