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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小时的会面里，朗详细询问了洛伊斯的家庭生活、童年、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宗教、就医史、她家人的就医史以及她的"社会"史，包括她什么时候、为什么与谁约会等；她询问了洛伊斯的每一次就诊记录，医生是谁；她还详细问到了有关她和两个孩子父亲的过去，洛伊斯认为这些问题与她在矿上遭受的性骚扰根本无关。

第二部分长路漫漫第十三章噩梦的开始(6)

拷问结束之前，朗问洛伊斯诉讼会对她有什么影响。"这是个好问题，"洛伊斯回答说。她说她对法律体系有了很多了解，包括"律师和法庭是多么残酷。"她说以前她很尊敬玛丽·斯图默，因为她工作很认真，但她一听说"费格尔＆本森"要请琼斯作证，便认为斯图默"极为残酷"。"我想让琼斯作证是违法的，"她对朗说。"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如果他们不认为我（在矿上工作时）受到了伤害，让斯图默也去那里工作，看看她会如何反应。"

两天后，帕特的女儿布伦达打电话给洛伊斯。布伦达刚刚接到了一位负责帕特所在的特护病房的护士打来的电话，她说一个叫朗的女人正在帕特的屋子里问她问题，并要求看她的就诊记录，这使她一下子警觉起来。护士们不让朗看帕特的就诊记录，因为她没有得到帕特家人的许可。

"我该怎么办？"布伦达问洛伊斯。当帕特和律师及牵扯这个案子的临床医学家会面时，布伦达和邦尼一般都不去上班而是留下来看着帕特的嘴唇，告诉其他人妈妈在说什么。洛伊斯马上打电话给博勒，但博勒却说"由它去吧。"她还说，身在明尼阿波利斯，她根本不能做什么，她还劝洛伊斯甚至不要去想能做什么。洛伊斯挂断了电话，生博勒、所有的律师及她自己的气，她恨这些人都不能保护帕特，却只能任凭事情发展。

10月20日和27日，洛伊斯又分别在假日旅馆接受了玛丽·斯图默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质证。几天后，"斯普伦格尔＆兰"接到了朗对洛伊斯和其他妇女的评估报告的复印件，她的结论与诺瓦克的几乎完全相反，但他们一点都不奇怪。

朗在报告中称洛伊斯在矿上的经历为"所谓的骚扰"。她认为洛伊斯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她同时患有包括抑郁在内的很多种疾病，尽管她说一些抑郁的症状，如体重增加、伤心、焦虑等可能是由药物引起，但洛伊斯身体的许多问题都是持续发生而无法解释的。

朗对洛伊斯病因的解释也与诺瓦克完全不同。她说，洛伊斯身体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由骚扰，而是由诉讼引起的，而她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金钱赔偿。朗认为，"洛伊斯认为自己在矿上一直受到粗暴的对待，她想寻求报复。……起诉过程中，她一直以生命中的不幸为自己辩护，但许多不幸是根源于她的决定而不是在矿上工作。

朗还着重指责了洛伊斯在矿上的工作经历。"像詹森夫人这样的人，特别是女人，有魅力、迷人，能操控别人，特别是异性。潜意识里，她们把自己当作'公主'，而把男人当作'手拿闪闪刺刀的骑士'……"

就史蒂夫而言，朗在他的信里发现洛伊斯是以其"魅力""靠近"他。"就像她通常对大多数男人所做的那样，她传递给史蒂夫一些混合信息。"朗认为史蒂夫惟一的错误在于"在追求女人方面，他不那么老谋深算。"

朗还认为矿上的其他骚扰在文化上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超出了公司的控制范围，甚至连男矿工自身都不能控制。"铁矿山的文化很奇特，矿山的城市共有两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移民，他们的背景表现出传统、保守，通常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性别严格分离特征……用今天更加严格的社会标准来评判以前的工作场所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朗还写到："包括詹森夫人在内的任何一位原告都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离开矿厂。说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她们别无选择，只得留下来的，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詹森夫人在矿上工作果真有那样的感觉，她一定会辞职的。"

帕特·科斯马施死于1994年11月7日。这时，她与卢·格里克得的病已经斗争了五年，比医生最乐观的估计还要长两年，她的女儿们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使她能坚强的为了诉讼而活。洛伊斯接到布伦达的电话后，又分别打电话给琼·博勒和凯西·安德森。那时，已经麻木的洛伊斯几乎感觉不到悲痛。她让凯西载她去埃弗莱斯的殡仪馆，在他们将她火化之前和她说再见--这种做法违背了天主教的传统。"我死后，"帕特对洛伊斯说，"我想被火化，我不想让他们看我，假装关心我，我不想让他们俯视我。"在一间屋子里，只有洛伊斯自己和帕特的遗体呆在一起。那时，她的孩子们正在另一间屋子里安排葬礼。"我想独自和她呆一会儿，"洛伊斯回忆说，"尽管我知道这一刻就要到来，我还是难以接受。"

葬礼那天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刺骨的冷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木的枝杈。帕特生前有两个愿望：一，她不想让联盟和公司管理层的任何人来参加葬礼，也不想让他们送花；二，她想让自己的骨灰撒在矿上。埃弗莱斯耶稣复活教堂的凳子上坐满了帕特的家人和朋友。洛伊斯的位子与米歇尔·麦斯茨刚好隔一条过道，她的目光掠过拥挤的房间里人们的脸。马茜、琼和黛安坐在米歇尔后面的凳子上。当洛伊斯突然看到联盟副主席，萨姆·里克也坐在那里时，她站起来走过去想让他离开，但米歇尔和马茜抓住他的胳膊迫使她坐下。

帕特的大女儿，鲍比发表了颂词。她简要介绍了母亲的奋斗历程："她是一位二十九岁就离异带着五个孩子生活的母亲；她是一位坚持不靠救济金抚养孩子的意志坚强的女人。在我们的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同时在做三份工作。七十年代中期，她在矿上找到了工作，这使我们的生活轻松很多……"她谈到了帕特的感召力和她宽阔的胸怀。"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她和她的爱感动过。她是我见到的最有爱心的人。"

仪式结束后，洛伊斯陪帕特的女儿们来到埃弗莱斯的墓地，将帕特的骨灰埋葬在雷鸟矿主建筑忽明忽暗的阴影下。帕特的女儿们还留了一些骨灰待天气转暖后请一位朋友驾着私家飞机将它们撒在矿上。伴随着天主教仪式的进行，她们埋葬了其余骨灰。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鲍比惊讶地发现，这些年里洛伊斯的变化竟如此之大，用药过多的洛伊斯的话现在已很难让人们听懂了。她在想，妈妈如果没得ALS的话，现在是否也会像洛伊斯和凯西这样。

洛伊斯没时间悲痛。一个星期后，即1994年11月17日，斯图默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她质证。失去最亲密的同盟使洛伊斯很沮丧，她吃了比平时剂量更大的安非他酮、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这次质证中，斯图默主要问的是洛伊斯定期会做的恶梦和突然像回到从前的情形。她什么时候做的梦？梦到什么？这些梦持续多长时间？在每次突然像回到从前时，她看到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洛伊斯通常很精确的记忆力由于药物和疲惫而变得模糊起来，她不停的回答说，"我不知道"和"我想不起来了"。这次质证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半。洛伊斯当时脑子很乱，肯定会有犯了一些错误，并与以前的证言在细节上相左。"我的情绪坏极了，"她说，"我开始怨恨，他们对待帕特的方式让我发疯。但如果你恨他们，他们就赢了。"她已经发现，作为原告，能生存下来的惟一途径就是和律师一起保持中立，而不单独对付他们，但她却根本做不到。她仍然认为，在五次质证时一直陪着她的博勒看起来没什么斗志，也不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