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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他，"舒尔茨说。舒尔茨快速浏览了史蒂夫写的几封信--舒尔茨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傻--但最终，他长达八页的报告还是减轻了史蒂夫的罪过。面对史蒂夫的抱怨，舒尔茨又加了一个结尾："我认为，正是由于洛伊斯误解了史蒂夫的意思才导致了这一切。以前有两次，不知洛伊斯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也引诱过男矿工，每次都以骚扰为名把他们赶走。"舒尔茨所指的洛伊斯"引诱"的人是尤金·珀普鲁纳（普鲁斯）和一个舒尔茨虽不认识但听说过的矿工，这个人在颗粒厂工作。若干年后，舒尔茨承认："坦率地说，史蒂夫应受到更重的处分，但重点是把事情平息下去，而不是去迫害谁。"

尽管舒尔茨说洛伊斯至少应对此事负部分责任，他最后又加了一句话：史蒂夫将被撤职，他需要去看心理医生。舒尔茨同时也建议曾做过非常"错误决定"的史蒂夫要避免与洛伊斯接触，并不得对洛伊斯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最后，舒尔茨建议"公司应就禁止歧视和性骚扰的政策对拿固定工资的员工进行培训，并向他们解释何为歧视，何为性骚扰。"除了撤销史蒂夫的职务之外，这份报告是联盟、洛伊斯和杰伊之间妥协的结果。"洛伊斯从来都不想让史蒂夫难堪，"舒尔茨后来说，"也没有人想公开羞辱他，她并非在报复。"

舒尔茨的报告一直躺在那里，直到第二个星期莱茨度假回来。莱茨还没有读完报告，就把舒尔茨叫到办公室。"你这些观点都是从哪儿来的？"莱茨问。当他看到舒尔茨的最后一项建议--进行性骚扰政策方面的培训--时，他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又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两天后，莱茨拿着助手刚刚打印好的一份新的建议书来到舒尔茨的办公室，这份建议书也是舒尔茨写给他的。但现在，上面的建议不是有五条，而是只剩下两条："我们已特地要求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先生要避免和詹森小姐的进一步接触，也告诉他不要再试图收回他于1983年11月至1984年1月期间写的信件。波弗罗兹尼克先生自愿到德卢斯接受心理医生的咨询，并同意接受治疗。"莱茨手里拿的建议书上根本没有提到公司的性骚扰政策，而这是联盟最主要的要求。

舒尔茨正坐在桌子旁，莱茨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笔说："来，签个名。"这份修改后的建议书和舒尔茨的报告被送至克拉伦斯那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保持中立，"舒尔茨说，"管理人员的观点是：不要炫耀你的脏衣服，把它藏起来。"舒尔茨很满意这份修改过的建议书，因为它没有涉及他、洛伊斯及联盟之间的协议。当杰伊询问莱茨性骚扰培训的事情时，莱茨没有回答，而是说洛伊斯－史蒂夫之间的问题将由奥格勒比·诺顿的高级管理人员解决。

莱茨的话表明了公司的态度：如果制定性骚扰政策，就意味着承认了错误。杰伊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短见：他坚信公司自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迅速制定性骚扰政策。如果培训确实需要，那么公司就应该提供。对杰伊和舒尔茨来说，解决洛伊斯的问题只需付出很少的代价，而他们都认为埃弗莱斯的环境确实需要清理。

但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回应。现在整件事都在莱茨的操控之下，而他根本就不认为女人应当在矿上工作；他也不关心性骚扰政策或任何形式的培训；很明显，他在克利夫兰的上司也不关心这些。

所有的承诺都仅停留在纸面上，有迹象表明洛伊斯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她整天咬着牙，最后发展成口腔溃疡；在家里，每次电话铃或门铃响起，她总会吓得跳起来；她不敢去开门；她依赖她十六岁的儿子格雷格来保护她，她告诉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任何陌生人进来；当他们一起开车出去时，她让格雷格看着后面的车辆以防有人跟踪；她晚上也不能入睡；她的体重在四个月内由一百一十九磅增至一百六十五磅；她家里也又脏又乱；为了缓解工作上的压力，她一回到家就会坐下吃一大块比萨饼；工作时，她也是不停的吃棒棒糖。一天晚上，洛伊斯在看电视里在放映的一部喜剧片，她突然大声笑起来，格雷格赶紧跑到她屋子里。"怎么了？"他问。格雷格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她笑了，现在她笑了，他反而觉得不正常。"就在那时，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她说。

洛伊斯打电话给矿山精神健康中心约了一位女医生。这位医生叫朱迪思·伯克，看过她后，她马上断定洛伊斯正在忍受严重的压力。洛伊斯和史蒂夫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强迫症似的、漫无边际的信使她非常震惊。她建议洛伊斯找圣路易斯县的检察官，多诺万·弗兰克，咨询一下。几天后，洛伊斯和弗兰克见面了。弗兰克很同情她，但是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因为史蒂夫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

第一部分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五章没完没了的“情书”（7）

洛伊斯感到很受挫，于是到图书馆查性骚扰方面的法律资料。她所能找到的惟一的材料是一个装着有关xìng • nüè待的文章的薄薄的文件夹。那天是1984年8月25日，洛伊斯写了一篇简短的日记：

什么都没找到。让我惊讶的是，这么多年里妇女们在一直保持沉默；但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性骚扰违反了法律。实际上，这类案件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只是没有把它们公开而已。我突然想到：妇女们因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骚扰，而导致了多少暴力犯罪呀！除非特别必要，大多数公司也都没有制定相关政策，这意味着妇女必须首先用尽各种办法，然后才能求助于公司……

在图书馆的发现促使她了站出来。如果她不说话，谁会呢？

9月17日，克拉伦斯把莱茨交上来的建议书给洛伊斯看，上面写着史蒂夫已被指令不要再和她进行任何私人接触，而史蒂夫也将接受专业心理咨询。但其中既没有提到调换工作的事，也没有提到性骚扰政策。建议书上，莱茨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相信行动会解决问题。感谢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

洛伊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拒绝继续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并得出结论：除了继续向联盟控诉外，她别无选择。洛伊斯本以为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的--她与联盟及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起开会的目的本来是达成协议，以避免提出书面控诉而适用钢铁工人联盟的总章程。

洛伊斯跟米歇尔谈了她的想法，米歇尔也是一个处理联盟控诉的官员。前年，她曾在联盟学校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如何提出性骚扰控诉。女教员解释了什么是性骚扰，讲述了它的发展，教给她们如何提出控诉，并解释说联盟有义务对其成员进行性骚扰方面的培训。

"嘿，这就是了！"米歇尔在课上自言自语，这是一个新发现。为了得到这份本来属于男人的工作而曾经不得不忍受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

米歇尔对洛伊斯说，联盟有义务保护她，她也有控告的理由。但她同时也说自己不敢提起性骚扰控诉。她们认为，如果能由克拉伦斯·凯迪奥来提交正式的诉状会更好一些，因为他有更多的经验，而且也参与过与公司管理人员的会议。而且，米歇尔确信克拉伦斯及其他联盟官员都会支持洛伊斯。联盟规章的限制使黛安·霍奇在控诉状中没有写上威尔·约翰逊的名字，而没有这个名字，联盟就不能使黛安的案件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但史蒂夫是拿固定工资的雇员，联盟可以控诉他。

当米歇尔和洛伊斯请克拉伦斯为洛伊斯写一份控诉书时，克拉伦斯说他不知道如何写性骚扰控诉，米歇尔提醒他在联盟学校里已经有人教过他们了；克拉伦斯接着又说他不清楚提起性骚扰控诉的程序，米歇尔又把研讨会上指导教师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她一直保留着这个号码以备将来之需。帕特·科斯马施也一直敦促克拉伦斯和斯坦·丹尼尔斯为洛伊斯写一份诉状，但斯坦·丹尼尔斯最后却对洛伊斯说，"如果你想控诉，你自己写诉状，我来签名。"于是，洛伊斯只好在联盟的控诉单上简单写了两句话，然后把它递给斯坦·丹尼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