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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昉《太平广记》

皇上派皇后劝说，又用饮毒酒相威胁，都无法改变房夫人捍卫妻子尊严和情感的初衷。另一则“宁妒而死”的故事亦发生在唐朝：

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皇帝赏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烫伤两个宫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赉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应当）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之；若妒即饮。”柳氏拜敕讫（拜谢皇恩后），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瑰今多内嬖（妾），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宋·李昉《太平广记》

任瑰妻子认为，她与任瑰原本是结发夫妻，一同从贫贱中走过来，互相扶持，才抵达荣华富贵之地。这时候，如果任瑰又娶小妾，那我的确不如死了的好。任夫人与房夫人宁妒而死，为的是维护夫妻间情爱的专一，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把她们一律扣上“妒妇”的帽子，是不公正的，是男权制下的霸权话语。

现代男人们为了给自己找情人、包“二奶”找一个理由，公开宣称自己的游戏规则是“喜新不厌旧”，仿佛这样就可以逃避自省和道德的谴责。这种男人忘记、忽视和排除了婚姻与爱情的排他性。弗洛伊德从性的能量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每一个人的爱只有一定的量。如果这种爱付给一个“第三者”多了，那么，给妻子的爱就必然会少。

清代女子余媚娘深知丈夫能量的有限性，结婚前要求丈夫发誓不娶小妾，当丈夫违背承

诺，余媚娘为了夺回丈夫全部的爱，竟然把丈夫的小妾杀死在密室中。

余媚娘者，才妇也，夫亡，以介洁（高洁）自守。陆希声时为正郎（官），闻其容美而善书，巧智无比，俾仆人中善言者游说之。媚娘乃约媒曰：“陆郎中若必得儿侍巾桎（侍候，做妻子），须立誓不置侧室，及女奴，则可为陆家新妇。”希声诺之。既归二年，夫妻敦睦。无何，希声又获名姬柳舜英者，姿殊丽，逾于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衔不发（深藏不露，一声不吭）。异日，令迎入宅，与之同处。比间（一天），候希声他出，即召舜英闭密中，手刃杀之。

——清·虫天子《香艳丛书》

余媚娘以非常极端的手段，怀恨报复了丈夫违背诺言私下纳妾的行为，果敢，大胆，而且血腥，维护了婚姻的专一。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过于诡谲。柳舜英有什么错呢？她从良做了人家的小，是那个时代她这种美眉最好的选择，是不公正社会里所能给予她的最好的人生道路。干吗把她杀了，而放过“主犯”正郎官陆希声呢？他不去勾引柳舜英，柳怎么会死于密室呢？“夫为妻纲”，余媚娘再折腾，都得在纲常前矮挫下去，继续呵护、关爱着她的婚姻。妻以夫荣，余媚娘果然守得云开见月明，陆希声直做到了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她也成了“高干”之妻，荣耀得可以了。

主张或者维护婚姻专一制，仅有女人是不够的，毕竟妇女只是“半边天”。

两性关系中的另外“半边天”是男人，是丈夫，没有他们的参与、主张、遵循，或者说身体力行，一夫一妻制是无法进行到底的。对于妻子来说，产生于宗法时代的“丈夫”这个词本身就天生地涂抹了一层尊贵的油彩。“夫”，“夫子”，那是尊敬的师长。“夫”，“夫君”，那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事夫如事君。“丈”，“倚仗”，丈夫是妻子必须倚仗的尊贵者。在名称上，“妻子”就比“丈夫”矮三分，还奢谈什么平等？从夫妻的角色定位来看，“一夫一妻”的主动权掌握在丈夫的手里。

男性里面，呼唤专一不肯纳妾的人也还是有的。往远里说，有北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说到司马光，就会想起赵丽蓉的“司马光，砸缸！”的念白。司马光想卖掉自己的坐骑，交代卖马的老兵说：“这匹马夏天以来患有肺病，如果有人来买，请先说明。”老兵笑他太愚拙。在当今，市场上就缺失他这种诚信。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纳妾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官居要津，他们的夫人尽管内心打翻了五味瓶，还是笑吟吟地主动为他们纳妾，不料被他们打发出了门，让这两位夫人大喜过望，一时传为朝野与市井间的佳话。

往近里说，就说维新变法首领梁启超吧。

梁启超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坚决反对纳妾。他在变法失败后出游美洲时，一位华侨姑娘对他产生了爱情，梁启超也很喜欢这位姑娘，但他以理智战胜了感情。他对姑娘说：“我和谭嗣同首倡不纳妾，我已有妻子，不能违背自己的主张和你结婚。”

王安石、司马光、梁启超等大男人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在纳妾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都持反对态度，是一夫多妻制时代里眺望婚姻专一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