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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

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

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

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

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

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

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

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

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

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sè • sè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

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

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

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

（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令狐冲是天生的“隐

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

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

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

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

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

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

，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

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

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

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

主题。时代越dòng • luàn，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

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

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

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

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

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

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

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