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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紧跟在阎局长身后。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领导去精神病医院视察，正慷慨陈词，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真的比我们病得厉害，怪不得全院的医生都跟着他呢！在我们玻管局，阎局长就是这样的领导，无论他讲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我们局里的全体同志都会像那所精神病院的医生那样簇拥着跟在他身后。局里的科长们即使心里对他有意见，可见了他仍得呈上一张妩媚的笑脸，开会时仍得拿个小本认真地记。阎局长吩咐某件事，仍得小跑着去办。谁都怕他哪天突然心血来潮，童心大发，蹲在局里撒一泡尿和尿泥玩。

“和尿泥”是阎局长在局里工作十年来最大的爱好。市编制办公室给局里批了八个科室，科长、副科长十六个职数。阎局长一不高兴，就会将科室打乱，拿在手里揉，然后重新捏一个形状出来。比如八个科室原是业务一科一直到业务七科，外加一个办公室。由一科到七科，有点像旧日的官僚，娶了七房姨太太。若局长是西门庆，一科就是吴月娘，二科是李娇儿，三科是孟玉楼，四科是孙雪娥，五科是潘金莲，六科是李瓶儿，七科是庞春梅。若哪房“姨太太”不讨“西门庆”欢心了，西门庆晚上便不到哪房去“办公”。到哪房走得勤，说明哪房受宠。从一科到七科，阎局长心里有哪个科，就让哪个科承担的工作多一些；心里没哪个科，就让哪个科闲在那里。有时一科比七科重要，有时七科又比一科重要。就像西门庆，宠幸的是“五科”和“六科”，“一二三四科”却总是受冷落。七个业务科室中，阎局长想宠幸某个科室了，便突然给这些科室改名字，他会冷不丁拿出一个“机构改革方案”：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业务二科改为基本建设科；业务三科改为事业发展科；业务四科改为扶贫开发科；业务五科改为调度科；业务六科改为市场科；业务七科改为统计科。而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然后阎局长便会将十六个科长、副科长拿在手里重新捏弄，像下围棋一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摆棋盘上去。局长喜欢的人，摆到重要科室；不喜欢的人，摆到不重要科室。摆到重要科室的人当然高兴，摆到不重要科室的人自然难受。就像潘金莲常常乐不可支，而孙雪娥却夜夜独自垂泪一样。而阎局长“和尿泥”的目的，就是为让一部分人心里高兴，一部分人心里难受——难受却说不出口：原来是科长，现在还是科长呀！不重要？革命工作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市里早有要求，部门的科室要轮岗，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久了，以免使某个岗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局里这是爱护同志们的举措，况且干的岗位多了，将来便于掌握全局。阎局长说完这一番话，甚至会拍着你气鼓鼓的肩勉励你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阎局长会笑眯眯地说：“好好干，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是早晨bā • jiǔ点钟的太阳！”阎局长拍着你的肩呵呵一笑，便会举起一张日报遮住脸，不再搭理你。宛若一个生殖器，阎局长刚使用完，洗都懒得洗一下，便侧身满足地呼呼睡去了。将你夹在双腿间——难受是你的事，与我何干？

十年来，阎水拍局长在我们玻管局，就这样不停地和尿泥：将八个科室打烂，捏好；再打烂，再捏好；乐此不疲。

局里的科长们即使有人对阎水拍局长不满意，甚至恨这个老家伙，但却没人敢出来公开抗衡——因为谁都怕做孙雪娥！就像我当年在袁家沟中学一样，做梦都在忿詈地狠劲儿掐袁长印的脖子，可第二天照样欢实地跑到他家帮他家盖房子。

我们三个人中，阎局长到底准备“用”谁，局面一点也不明朗，就像当年的雾重庆一样。我是阎局长力排众议调来的人，阎局长应该提携我。可冯富强这些年坚定不移地跟着阎水拍，况且这家伙说不准已像“阿刘”一样向阎局长伸出了手。阎局长虽已给他手里放了一点儿东西——他转干的事，阎局长亲自派赵有才主任出面，去人事局跑了多次，并将人事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请出来吃了几次饭，吃饭的费用全部由局里报销了。可仅此就能满足冯富强的“欲壑”吗？冯富强会在心里“问”你：“我转干的目的是为了啥？难道只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冯富强在心里提出这个疑问后，转身就又会去找阎局长，再次向阎局长伸出手。阎局长若不给他手里再放点什么，他或许会像“阿刘”鄙夷方鸿渐那样，“啐”的一声向阎局长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而阎局长啥都可以不怕，这个老头现在甚至可以不怕威严的市委书记，但他却不会不怕从各个角度射来的唾沫。

周末，陶小北约我去红海湖玩。我本想婉辞，怕这小女子破了我的“色戒”。但一想红海湖幽静、偏僻，不会碰到熟人。况且调玻管局以来，小心翼翼地做人，蹑手蹑脚地走路，心很累，也想去放松放松。陶小北这女子本是一缕清风，我也想让这缕清风吹吹我身上的浊气。

那时市里的干部还没有开小汽车的，骑摩托车的也不是很多。陶小北上下班骑一辆红色的重庆80摩托车。她让我带着她，向紫雪城西四十公里外的红海湖驶去。

陶小北的摩托车八成新，骑上感觉很好。陶小北结婚刚一年多，也算“八成新”。我突然将摩托车与陶小北联系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意识有点龌龊，扑哧笑出了声。

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出我笑什么，只能回答说“不笑什么”。停了一下我又说，我心里觉得有点幸福，幸福在胸腔里盛不下，就将一部分幸福溢出来，于是就变作了笑声。接着我又扭回头瞧着她继续发挥，我说：“不是幸福的笑，是笑出去的是幸福！你仔细想想，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小蹄子乐了，拿小拳头擂鼓一样擂我的背，并说：“鱼在河你这家伙挺会说话的，怎么平时看不出来啊？”停了一下，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咦，你今天怎么不结巴了？”

通往红海湖的路全部是沙土路，路基还算平整，但也有一两个小坑。我娴熟地绕过这些小坑。陶小北的长发被清爽的风吹起，不时拂到我脸上，撩拨着我的内心世界。她的发香特别好闻，其实我特别想闻这种香味。什么是好女人，就是像陶小北这样的女人！好女人是海边的风——清爽；是学校——永远吸引着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是解放初期党在农村办的识字班——那些头上包一块白毛巾的青年农民，虽劳累了一天，仍然兴致勃勃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一个一个去识字。

我多想变作海边的一块礁石，让绵软的海风吹拂着我；我多想变作一个孩子，去陶小北“执教”的那所学校上学；我多想变作一个青年农民，让陶小北变作那个我不认识的方块汉字，那样我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将“她”成天写来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