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答：对我而言，金庸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让我觉得李若彤挺漂亮的。

问：当前，电脑热、网络热也热到了我们中学里，你如何看待网络普及的课题？怎样应付网络的挑战？

答：网络普及是个课题？网络为什么是挑战？干嘛去应付？

问：韩寒同学，你是区八千米的第一名，访问你跑八千米到终点时，感到体力不支，这时有一帮女生为你加油，你会不会有种动力？

答：这位肯定没跑过八千米。八千米跑到后面，连男的女的都认不出了，何来动力？读《人的末日》。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总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捞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一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报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一“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大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思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乎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ol，真是“呜乎”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奖”，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法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