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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1396]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397]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