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失守抑郁症

患者周新萍告诉财新记者，她曾经阻止了两个病友的自杀行为。其中一次，一位相熟的病友发短信给她：“我要自杀了，不想活了，跳楼的位置都找好了。”周新萍立刻回短信，告诉他，马上拿上病历和钱，下楼打一辆出租车去医院，医生能解除你的痛苦。她解释说，对于那种状态的病人，需要明确的、可执行的建议。

病友听从了她的建议，她的短信挽救了一条生命。

“很多抑郁重症患者在极度痛苦时，会想到放弃生命。有时候生与死，就是一念之差。”患者李香告诉财新记者，她在青春期时就曾喝酒精自杀过。当时，她已经多年处于严重抑郁状态，却不知道自己是病了。

“青春期和老年期的个体更容易自杀。自杀未遂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应让亲属知情。应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中强调。

二次成长

对患者应该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时，你在身边。把目标分化为一个一个小步骤，每向前走一步，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再接着走下一步。

《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还称：在维持治疗阶段，即康复期间，除了药物，还需要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旨在让患者保持无抑郁状态，减少和消除抑郁障碍产生波动的持续因素。但该指南不主张将心理治疗作为预防复发的单一手段，除非患者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用药。

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告诉财新记者，病人的重度症状消除后，就开始进入康复阶段，要努力恢复各项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社会也要给予理解和尊重。

他建议，如果发现明显的抑郁情绪，先去看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确诊后服药，减缓症状后，再寻求心理治疗，进入康复阶段。

他说，康复是一个过程，着重各项功能的恢复，目的是让病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一个理念：“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让自己快乐，让生活有质量。”

王希林称，抑郁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

目前抗抑郁剂的种类较多，精神专科医生对抗抑郁剂的使用已很有经验。“个体化治疗”在抑郁症的药物治疗中也较重要，即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选择或调整药物种类和剂量。药物治疗中还应强调的是“长期服药”，特别是对于病情复发的患者——这不意味着抑郁症长期治不好，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只是为了降低复发风险。大多数患者的疗效较好，难治的复杂的病例还不到三分之一。

她说，经常有患者在康复期擅自停药，导致复发。因此，特别要提醒患者定期到医院复查，由医生判断是否可以停药。停药时也应逐步减少用药剂量，缓慢停药，避免出现撤药反应。

另外，“早发现，早治疗”非常关键。尤其在康复过程中，如果感觉到无明显原因的心情不好、乏力或失眠等，就应该及时就医，在复发初期及时调整、治疗通常可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认知治疗是中华医学会推荐的康复方法之一。这种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患者重建认知、矫正自身的系统偏见。这些偏见包括对个体既往生活经历及将来前途作出错误解释和预测。

“简单地说，认知就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如何看待自己。”姚贵忠说，这和自省不一样，不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自己，而是强调内心的和谐与平静。

作为有25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姚贵忠有一套独特的“康复处方”：

第一步，康复评估。评估病情和资源，患者有哪些可用的资源；他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第二步，患者、家属和医生三方会谈。在充分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三方达成共同的康复目标。

第三步，开出康复处方。开处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复计划都要和病人协商，获得同意。计划要具体、可操作、可检查，每次最多提三条，再多患者就执行不了。

姚贵忠举例说：假如一个患者病情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钟。每两周复查一次，到时候检查他执行的情况，并作调整。如果有的患者懒散，就引导他承诺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上菜场买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里做饭行不行？还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只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这样和患者商量出一个他能够接受的行动计划，不要强迫他。”姚贵忠说。

至于恢复社交功能，姚贵忠认为，可以把社交活动分成几个步骤：接收信息、表达信息、交换信息和适应环境，难度递增。

具体地说，患者社交有困难，医生要帮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如果是表达信息有障碍，可以让他先朗读一段文字；这一步完成后，再让他复述别人说的话；接着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别人说的一段话；最难的，是患者自发言语，即自主说一段话。如果能做到自发言语，患者就离回归社会前进了一步。

姚贵忠说，康复处方就是要分这么细，而且都写在病历上。最重要的是，医患之间要建立信任。切忌以社会标准去要求他。对患者应该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时，你在他身边，帮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标分化为一个一个小步骤。每向前走一步，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再接着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说，在临床上往往会发现患者乃至家人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为患者设定过高的目标。而抑郁症治疗需要长时间服药，有些疗效不好或反复的患者应该对原有人生目标做出相应调整。

这种调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但是，一旦完成了这种调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今年58岁的武利国，早在1984年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那一年，他的女儿刚出生。在康复过程中，他没能长期服药，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转为双相情感障碍。1996年住院治疗两年多，病情才稳定下来。

出院后，他有强烈的愿望帮助其他患者，特别是家属，“他们真是太难了，那么焦虑，那么无助”。从那以后，40多岁的他辞去国企的工作，专门在北大六院当志愿者，组织精神病患者家属联谊会和抑郁症自助团体。

“康复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患者是自己在成长，一生中第二次成长。”姚贵忠说。

（原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9期；张进、王晨、罗洁琪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