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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能照顾父母以前，他们始终把他当做孩子。

“而当他们需要我的照顾，我也有能照顾他们之后，他们却成为了比当初的我还要幼稚数百倍的孩子。”闻哲说，“他们会将自己的痛苦宣泄到别人、身上。只要是在他们眼中被归类为‘依旧健康却不知珍惜’的那些人，都会被他们迁怒。例如那些发自内心敬仰着我父亲的学生们，或是那些无比感激我母亲曾经拯救了他们生命的病人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屠休无法想象他们说了什么，也不愿意想象。但这毫无疑问就是闻哲口中能藉由言行引导周围人步入毁灭的“手段”。恰如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

“我不得不把他们与其他人隔离开来。”闻哲说，“包括我自己。”

所以他即便已经到了家门口，与他们只隔着一面玻璃墙壁，他也不愿意与他们直接见面。

“其实你没有猜错，”闻哲看向屠休，“我对温室的确有一种偏好。”

即便是生长在温室里的植物，也没有人类这么脆弱。

“就算是最为娇嫩的那朵花，也只是植物们用来繁衍自身的随时可以舍弃的一个部件罢了。它们随时可以从主杆的其他地方上长出新芽，而后由枝丫间孕育花苞，再用刚绽放的花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相比饲养的宠物和与人相处，来达到的所谓疗愈效果，植物这种坚不可摧的存在，才是更能麻痹人的情感认知，让人愿意麻木却执着地活下去的最佳陪伴。”

于是，他为他们修建了温室，也为他们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退休生活。

同时，这亦是他能降低他们对周遭无辜之人伤害性言行的唯一选择。

“然而，”闻哲说，“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屠休瞳孔微缩，立刻想到唯一的可能，问：“没抓到犯人？”

闻哲颔首：“我想要明确的结果。无关法律或正义。我想要一个能呈现出所有真相的结果。”

因为他就是这种人。

“甚至包括那些残酷的细枝末节。”

他还想复仇。

“仇恨是一种极为深刻的东西，始终能临驾于一切情感之上。”

于是，他收集了所有的资料，经常回到劫案发生地点反复调查，逐一拜访了当时在场的人。

“无论是恰好路过的人，后续跟进报道的记者、急救人员、医生以及所有的警察和相关人员，却发现他们的证词里都有一种诡异的‘统一口径’。”

虽然那里有监控，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因为那是轻罪，而不是重罪。”闻哲说，“可我当时还过于单纯，根本不知道二者的区别，更自己渴求答案有什么错。因为我只是想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那样，而不是将它当成一桩再普通不过的游客劫案，直到它逐渐演变成了种族仇恨案件并被彻底压了下去。”

所有目击者都看到了一个肤色偏深的犯人，并且警察也将犯人认定为非裔。

“受害者却是一个有着典型亚裔外表的女人。是大环境下排斥的族裔。碰巧路过的人能帮忙叫救护车和警察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屠休恍然大悟：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迟来的反抗期，而是小概率事件的降临让闻哲体会到了普通人面对社会时的无力感，而任何小概率犯罪案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再是能一语带过的小概率事件，而是100%概率带来毁灭性结果的灾难。

从那一刻起，少年必须立刻褪尽最后一点迷茫与青涩，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成年人，否则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可能。

“因为她的亚裔外表，确切的说是东亚外表；因为她很瘦，看起来没有反抗能力；因为她随身带着百元面值的现金，肯定是有钱人；因为有钱的东亚人不可能会在乎那几百的小钱，施舍给穷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她没有立刻交出手里的那500现金和手机，还妄图反抗；因为犯人比她肤色更深，而她只是一个碰巧走进治安混乱街区的无知游客……有无数个的理由能排在惩治犯罪之前，排在种族舆论之下，让真相变得无关紧要。

“毕竟是在极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这种情况就是会被警察擅自判断为‘毫无线索’且无法侦破案件。即便碰巧抓获了罪犯，也会因为损失金额较小，而被限制在轻罪范围内，随后就会被检察官将其归类于‘为了节省法律资源，必须简化审判流程，而不予起诉的轻罪’的范畴……所以调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而犯人自然也能站在行凶后不见踪影。”

闻哲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集中所有的精力，用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去自行调查。可我并不熟悉当地的法律程序，自然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