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dú • lì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胡适在主战问题上是低调的，但战端一开，他又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并主张持久战，通过全民抗战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赎。
胡适又是十分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胡适认为，日本现在欲亡中国，而准备大举侵略，是中日两国千年历史不幸的一段，但“雾散云开自有时”，历史总会有中日两国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于对日本人民险恶前途的担忧与惋惜，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悬崖勒马”，放下屠刀。
1936年7月，胡适到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途经日本时，他专门到神户找室伏高信谈了一次话。1935年10月3日，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曾请求胡适为《日本评论》写一篇文章。胡适就写了《敬告日本国民》，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上。文章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苦心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象的”。
胡适还专门写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
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梁实秋在《看云集·忆岂明老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斋”的：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梁实秋笔下的“苦雨斋”，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净。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苦雨斋”里，淡泊而寂寞地阅读“金枝”，吟咏日本俳句，写他清明冷隽的杂文小品。因寂寞而创作，是日本人有岛武郎的名句：“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斋”读书、创作的，他在《瓜豆集·结缘豆》中说，“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独”。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但正是在这种寂寞的精神状态下，他获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也获得了新的超越。鲁迅认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若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会怎么想呢？海明威说：
孤独是作家的精神资源，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
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斋”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给寥落的文坛，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读者可以经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论语》《人间世》《青年界》诸多报刊上，读到署名知堂、岂明的优雅文章。
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当代文学批评家，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性战斗，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如郁达夫就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shā • rén，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鲁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为文学，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除了教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周作人的散文，则另有风景，“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郁达夫语）。
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躲在“苦雨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谈风月讲趣味”，那能干什么呢？作为“五四”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不关心政局、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
1934年9月2日，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等周作人到东京，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闻之怅然若失，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时，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同期还有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文。他记得刘半农在《题记》中写道：“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
没多久，他们二人还在《论语》上以诗相和。刘半农诗为《自题画像》，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
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yú，指门边的洞——引者）钻。
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蛾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诗，各画了一张肖像图。刘半农为自己，周作人为刘半农。皆显其形、其神魄。两位老友唱和间的嬉笑、诙谐、戏语，掩不住感情笃深。往事似烟，周作人每每想起，总不禁潸然泪下。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刘半农追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