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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máo • zé • dōng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bào • dòng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