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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翠×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镇、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多的“二奶”居住。

对那些“二奶”租住较多的村子，人们习惯上称为“二奶村”。这种叫法，是不科学的，但口口相传，仿佛已经约定俗成。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

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丑陋现象。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

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也就是可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居住相对较集中的海湾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三）

我之所以选择海湾村作为隐性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在市中医院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大头。大头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大头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见不到太太，就跑到医院来缠绵。那时，我常常帮阿洁撒谎，糊弄严格执行住院规定的值班医生，帮助她夜晚溜回家，次日清晨赶回医院等待查房。

大头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海湾村，是喜欢村里的治安环境。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