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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
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要是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支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我找到钥匙，开了门，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央，四下一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别人一眼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托了。面上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把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挡对立传说：“请坐。”
沥川没有做，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止，不禁问：“沥
川,你这的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